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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25日

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

(上接第1版)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部署、亲自督战,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新的历史阶段——

绵延起伏的武陵峻岭,如诗似画的湘西风光,在作家笔下“美得让人心痛”。而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发展滞后,这里也曾“穷得让人心痛”。

走进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苗寨,村民石拔三大姐家的火塘挂满了腊肉。

“总书记揭开我家粮仓,问我粮食够不够吃?种不种果树?养不养猪?他还走到猪栏边,看我养的猪肥不肥。”她对7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她家的场景记忆犹新。

那时,石拔三家暗黑的房里,唯一的电器是一盏5瓦的节能灯。如今,她家添了液晶电视、电风扇和电饭煲,还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

2013年深秋,习近平总书记在苗家黑瓦木楼前一小块平地上,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为什么要精准扶贫?

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手榴弹炸跳蚤”是不行的。抓扶贫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件事一件事做。

此后,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具体要求。

2015年,脱贫攻坚成为总书记紧抓不放的工作主线:年初考察云南贫困地区指出“时不我待,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春节前夕在延安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3月在全国两会提出“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之后到多地调研,提出“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外媒体注意到,党的文件把“扶贫攻坚”改为“脱贫攻坚”。

11月,“史上最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举行,吹响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全党作出庄严承诺。

承诺如金,战鼓催征。

从2015年到2020年,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阶段性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召开7个专题会议系统部署、压茬推进。

2020年3月6日,北京。在防疫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脱贫攻坚座谈会。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顽强奋斗,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坚决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二)伟大的实践

2020年初,中国还有551万农村贫困人口,52个贫困县。

剩余的贫困县、贫困人口,都是难中之难、贫中之贫。

这些贫困县分布在桂、川、贵、云、甘、宁、新7省区,贫困程度深、自然条件差、致贫原因复杂,都是几轮攻坚仍没有攻下来的“山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既定的节奏:春耕物资、饲料运不进村,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大量农产品出不去,部分扶贫车间和产业项目陷入停滞。

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灾突袭,直接影响200多万贫困人口。

刚脱贫群众面临返贫风险,未脱贫群众身陷困境,最后的决战难上加难,怎么办?

挂牌督战,以非常之举战非常之役!

2020年,宁夏。

8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

此时,宁夏最后一个未摘帽的贫困县——西吉县,也在翻越脱贫路上的“六盘山”。

“十种九不收,麻雀渴得喝柴油。”缺水一直是西吉人几辈子没有解决的难题,当地很多人名字里有“水”字。

“每天天不亮就要赶去四五公里外的泉眼担水,地上排队的水桶能有20多米,去得晚就担不上。”65岁的红耀乡村民柳志俊说。

西吉县将饮水安全提升工程作为督战的重点。

建泵站、修水池、换水源——这是瞄准短板、制定作战清单后,落实的具体行动。

同时紧盯脱贫标准,靶向攻坚,开展“四查四补”:劝返疑似辍学学生452人,新改造农村危房1530户……

到秋天,西吉县“两不愁三保障”达标率100%。

放眼全国,52个挂牌督战贫困县,不仅得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还获得中央补短板资金184亿元。

全国各挂牌县均有一名省级领导联县督导。

东中部地区2008家社会力量结对帮扶1113个挂牌督战村。

面对疫情灾情“加试题”,战贫新举措应运而生:

2020年4月15日,29岁的金素素从宁夏西海固到福建福州务工的第49天,领到了近4000元工资,也是受疫情影响以来第一笔收入。“哪怕吃点苦,只要有活儿干心里就踏实。”

这次“南下”是金素素第一次坐飞机,乘坐的是“务工包机”。

在疫情袭来的日子,“务工包机”“务工专列”“务工包车”给贫困群众送去温暖……

回望脱贫攻坚8年,卫星从独特视角见证中国贫困地带发生的神奇变化——

北起黑龙江黑河,南至云南腾冲,“胡焕庸线”以西区域的夜光越变越亮。8年里这片区域夜光面积增加约55%,背后是西部地区电网加大铺设、乡级以上道路长度5年增加约64%、互联网经济增长活跃。

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卫星发现有一片迅速生长的居民社区。新居民来自海拔4800米以上的藏北牧区,搬迁过来时,很多人不会用电、水、煤气,社区工作人员一个个地教。他们腾退的藏北家园,相当于21个北京大小。过去8年,全国有超过960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住进新家。

在北纬30度附近,有一条“黄色项链”,那是地球上著名的沙漠带。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附近的新疆柯坪县,3万亩新增农田在卫星影像中清晰可见。政府兴建起安全饮水工程,甘甜洁净的饮用水接入每户农家。更广阔的视野里,卫星见证了西部一座座水利工程为干涸的土地带来滋养。

分布在青藏高原及边缘地带的“三区三州”绿色在增长,道路在延伸,产业在发展……

放眼全中国,8年脱贫攻坚战,12.8万个贫困村出列,832个贫困县摘帽,近1亿人摆脱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奇迹。

减贫奇迹来自精准方略——

这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到人,明确“帮扶谁”:8年时间,近2000万人次进村入户,开展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

这是举世罕见的精准组织,明确“谁来帮”:25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级以上单位派出的驻村干部,做到户户有责任人,村村有帮扶队。

这是实事求是的精准施策,明确“怎么帮”: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实施“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这是审慎科学的精准评估,明确“如何退”:明确“时间表”,引入第三方,聚焦内生力和发展力……创新构建最严格考核评估体系,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云贵川交界处,有个“鸡鸣三省村”。

村民申昭时在通户路路口处竖起了“感谢共产党”的石碑。4年前由政府帮助改造住房,2年前通户路又修到家门口。从此,他残疾的妻子可以自己坐轮椅出入,他可以外出打工,结束了留在家里背妻子进进出出的日子。

如果说一条通户路,缩短了贫困户与外面世界的距离,那么一门语言,则打开了贫困群体认识世界的窗户。

在四川大凉山,越西县河西呷多新村82户贫困村民,2019年秋整体搬迁到有卫生室、幼儿园、活动广场的新村。进了村幼儿园的孩子如今说起普通话,发音标准清晰。

千百年来生活在高山深谷的彝族民众,一直在闭塞的环境中代代繁衍。“记得第一次到广东打工,上厕所都不知道怎么问路,也看不懂标识。”一位彝族妇女这样回忆曾经的窘迫。

不会普通话,成为彝族儿童学习的重大障碍。

2018年,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在凉山启动“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迄今,43万名学前儿童从中受益,越来越多彝族孩子成为既能熟练掌握普通话也不忘母语的双语“小达人”,有些彝族父母也跟着孩子学会了普通话。

教育扶贫补上劳动力素质短板,解决内生动力补上思想短板,贫困群众自主脱贫能力提高,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982元增至2020年的10740元,年均增幅29.2%。

减贫奇迹来自产业支持——

“2018年以前,我没听过车厘子,更别说吃了。2019年第一次吃到自己种的车厘子,那个滋味真香甜!”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尼史村22岁的村民央宗说,家里世代放牧、种植青稞和土豆,车厘子曾是新鲜物。如今,村里建成车厘子基地,她学会种植技术,每天约有120元务工收入。

像尼史村这样地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许多乡村,过去种植的农作物品类有限,亩产效益较低。实施精准扶贫以来,这些乡村因地制宜,引进农业企业,实现特色产业“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涌现出凉山花椒、怒江草果、临夏牛羊、南疆林果、藏区青稞牦牛等一批特色品牌。全国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扶贫主导产业。

产业扶贫是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措。

依托订单生产、土地流转、生产托管、就地务工、股份合作、资产租赁等方式,全国72%的贫困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利益联结关系,70%以上的贫困户接受了生产指导和技术培训,累计培养各类产业致富带头人90多万人。

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每个贫困户脱贫背后,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场硬仗。

减贫奇迹来自社会保障网络——

贫困人口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基本实现全覆盖,住院报销从50%多提高至80%左右,约2000万贫困人口纳入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范围,实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

学龄儿童入学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等指标显著提高;

村级卫生室实现全覆盖;

通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务工人员技能培训,使一大批群众就业门路越来越宽……

翻阅8年脱贫攻坚战的数据,可以发现两条走势完全相反的曲线。

一条向上的曲线:中央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连续五年每年增加200亿元。

一条向下的曲线:每年剩余的贫困人口越来越少,从2012年的9899万人到2020年底全部脱贫。

(三)人民的力量

“公主殿下:请饶恕臣今日又不辞而别,殿下尚在襁褓,未成满月,臣本不应早早辞别……”

这是年轻父亲写给女儿的“请罪书”。那年,贵州遵义市汇川区农业农村局的余永流辞别家中尚未满月的小女,下乡扶贫。

2015年至今,300多万名像余永流一样的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们,暂别年幼的儿女、挚爱的伴侣、年迈的父母,怀抱着改变贫困群众命运的满腔豪情,走进祖国各地的深沟巨壑,向贫困发起冲锋。

安徽金寨县中医院派驻大湾村第一书记余静,是一个在县城工作的“80后”女子。

既然来扶贫,就要干出扶贫的样子!

余静用大半年时间翻山越岭,基本搞清楚每一户贫困对象致贫的原因。丧失劳动能力的,申请入股光伏发电参与分红;年纪较大干不了重活的,提供辅助性公益岗位;年纪较轻缺资金技术的,帮助申请小额贷款和技术辅导……

遍布全国各地的300多万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以及广大乡村干部,正如长征中的红军战士,不仅让贫困地区变了样,更播撒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火种。

甘肃和青海交界处,有一系列山峰绵延50公里,传说是女娲堆积石头而成,大禹曾在这里治水,人们称之“积石山”。这也是青藏高原过渡到黄土高原的标志性山脉。

山两侧,一边是甘肃积石山,一边是青海循化,两个县居住着人口约2万和10.1万的少小民族——保安族、撒拉族。

2020年8月,循化县下拉边村农民韩尕玉兰为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从长期工作的浙江杭州拉面馆返乡,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

“感觉就是一个字:快!”在自家敞亮的房子前,韩尕玉兰谈起这次行程难掩兴奋。

韩尕玉兰儿子是聋哑人,全家靠打零工维生,在脱贫攻坚启动之初,就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重点帮扶。

“感谢党的好政策,我把政府资助到户产业资金入股了妹妹的拉面馆,全家也都在拉面馆打工。现在,终于攒够给儿子娶媳妇的钱了!”韩尕玉兰说。

像韩尕玉兰这样从循化县走出去靠拉面谋生的有4万多人,开的7000多家拉面馆遍布全国。

隔河相望的保安族,发展“腰刀”产业,带动一批贫困户脱贫。

小特色,大产业。当我们把目光扩展到全国,“核桃村”“洋芋村”“小吃村”“电商村”“网红村”……遍布全国、星星点点的特色乡村,为脱贫攻坚中的山乡巨变写下鲜明的时代注脚。

贫困,绝不是宿命。湖南长沙“90后”苗族姑娘杨淑亭因意外车祸导致高位截瘫,她不认命不服输,坐着轮椅开启创业之路,带动数百家贫困户脱贫;陕西扶风县吴家村村民王喜玲不幸遭遇丧夫之痛,倔强的她顽强拼搏、自强自立,几年后成为扶风县第一个主动退出贫困户的人……

自强不息、奋斗脱贫的精气神,在广阔的神州大地充盈激荡。

一些一度离开家乡的农家子弟,也被热潮感召,毅然返回故土、建设家园。

走出过大山的安徽黟县塘田村老兵黄忠诚,退伍后操持木材生意,小日子一度红红火火。但他始终放心不下村里,回到家乡任职村委会主任,“我要帮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塘田村地处皖南山区,茶叶资源丰富,但一直卖不上价。他自掏腰包甚至贷款流转土地、建厂房,发动村民入股茶叶专业合作社。沉寂已久的荒山,开始重焕生机。

2016年9月5日,黄忠诚兑现了组建合作社时对贫困户的承诺,向贫困户发放股金分红。欢天喜地的日子里,他却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猝然倒在了分红现场……

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数字——8年多来,全国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扶贫干部,共有1500多人。

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劳累过度、突发疾病……这恐怕是和平年代里,牺牲人数最多的一场“战役”。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场可歌可泣的伟大征程,永远不能忘记这份长长的牺牲名单——

姜仕坤、黄诗燕、蒙汉、泽小勇、黄文秀、余永流、青方华、蓝标河、秦彦军、张小娟、吴国良、吴应谱、樊贞子……

他们中,既有县委书记、县长,也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镇干部、村干部,更有从四面八方赶来把他乡当故乡的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扶贫志愿者等。

2020年12月1日,在脱贫攻坚即将奏响凯歌之际,余永流积劳成疾,生命定格在33岁的年轮;在3天后的追悼会上,他不满3岁的小女儿“公主殿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位“臣”已经永远不告而别……

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共产党人历经岁月砥砺,始终不变的初心。

为了让悬崖上的全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建制村通路,呼啸轰鸣的直升机飞进了昔日静谧的四川凉山阿布洛哈村,为筑路工人运来施工设备;

为了让全国最后一个地级行政区域接入国家大电网,施工人员顶着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背起氧气瓶、吃着护心药,在西藏阿里的高山之巅竖起塔架、架起线缆;

为了让最后的“锅底人群”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全体扶贫干部顶着世所罕见疫情冲击的巨大压力尽锐出战,将汗水洒遍每一条沟沟坎坎……

伟大的脱贫攻坚实践,激荡着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那是不信东风唤不回的担当精神,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攻坚精神,丹心从来系家国的奉献精神……

云南华坪县,金沙江畔僻处一隅的小城。每一个来到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人,无不被一段誓词震撼——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写下这句誓言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扶贫干部”。但她弱小的身躯,充满了对贫困的睥睨、对命运的渴求。

这位63岁的校长,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推动创建了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至今已帮助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考入大学。张桂梅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

众人拾柴,微光聚力。反贫困的史诗画卷中,14亿中国人都是张桂梅一样的“编外”扶贫干部。

2020年夏夜,贵州海拔最高的村子——六盘水市海嘎村海嘎小学的操场上热闹非凡。11个大山里的孩子,穿着蓝白相间的朴素校服,在这里完成人生中首场演唱会——“海嘎少年的夏天”。

或许稚嫩、或许青涩,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依然满怀欣喜地在屏幕的另一端为孩子们点赞、加油。在线观看的观众,可以坐满15个“鸟巢”。

十几年前,这所因海拔高度被戏称为贵州“最高学府”的小学,只有1个老师、两个年级、8个学生,常年没有毕业班。

当脱贫攻坚的春风吹进大山深处,当海嘎小学有了真正的乐器、有了完整的6个年级,当村里最后一批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纯净的歌声中,孩子们的梦想在夜色中起舞,飞向璀璨的星空。这梦想不仅属于曾经贫困、如今无所畏惧的海嘎少年,更属于无数用不懈奋斗创造时代奇迹的中华儿女……

(四)大国的担当

2017年3月24日,北京东北四环,一座白色小楼。

会议室里,一方是国务院扶贫办主要负责人,一方是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在中国反贫困经验的总结及交流推广、扶贫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

“中国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最大贡献者。”曾到访中国贫困地区的盖茨说,中国脱贫攻坚的创新经验和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戴上草帽,扛起锄头,背上竹篓,在海拔1800多米的田间地头播种、除草、浇水……这是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奈斯在云南昆明市东川区园子村的日常生活。奈斯在中国生活了23年,其中8年住在乡村。

东川区曾是昆明市唯一的深度贫困县。奈斯2012年搬到园子村时,他住的房子没通自来水,从昆明市区到村里要5个小时。现在,随着公路建成,车程缩短到2个半小时,村里的危房得到改造,村民家中接通宽带。

村民们走出大山的同时,越来越多游客来到园子村,村民多了增收途径。奈斯常与驻村的扶贫干部交流如何发展农业、旅游,很敬佩他们。

“得益于这些驻村干部的勤奋工作,中央政策得以快速有效落实,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奈斯说。

2018年春天,北京中南海,一间会议室。

华北某省的书记、省长,坐上了“被约谈席”。

为压实责任,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下脱贫攻坚“军令状”。最终考核分四档:“好”“较好”“一般”“较差”。华北这个省因为“差”,被约谈。

随后一年,这个华北省份正视问题,狠抓脱贫攻坚落实,当年考核由“差”转“好”。

不仅省部级领导被党中央约谈,脱贫攻坚的“一线指挥官”县委书记也曾被党中央直接约谈。

2020年4月13日,中西部11个省区24名县委书记被约谈。

“约谈既是督战和加压,也是信任和加油。”主持这次电视电话约谈会议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要较真碰硬整改问题,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切实担负起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责任。

“利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和严格的监督考核,是中国精准扶贫壮举背后的制度原因之一。”印度汉学家、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说。

“为了吸引企业,中国政府鼓励富裕的沿海地区与贫困地区结对子。总部设在厦门的凯琳鞋业集团2019年在甘肃南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开设了分公司。90名女工在那里工作,其中70%来自贫困家庭,工资在每月2000-4000元。”

法国《世界报》记者2020年在题为《中国农村赤贫即将消失》的报道里,介绍中国的“结对子”扶贫。

这种在西方读者看来颇为独特的做法,在中国有个广为人知的名称——“东西部扶贫协作”。

2021年1月,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马文祥和村里人在追热播剧《山海情》,看到剧中第一个参与双孢菇种植、向福建专家学技术的马得宝,他心生亲切——这不就是当年的自己吗?

“看到白花花的蘑菇种出来,确实激动,和电视剧里一模一样。”63岁的马文祥说,听到剧中并不标准的西海固方言他们会笑,笑着笑着有人就落泪了。

1997年,牵头负责闽宁协作对口帮扶的习近平,到宁夏实施一项重大工程“吊庄移民”:让生活在土地贫瘠的西海固群众,搬迁到贺兰山脚下的黄河灌区。他为移民村命名“闽宁村”:“闽宁村现在是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

这年,马文祥作为第一批吊庄移民,一家十口人从大山搬迁到闽宁村。这些年,宁夏近百万群众从南部山区搬了出来,光闽宁村就接收了4万多名移民。

今天,闽宁村已升级为拥有6万多人的闽宁镇,培育出菌菇、酿酒葡萄等特色产业,人均纯收入超过1.4万元。

绵延24年、跨越2000多公里的闽宁协作,不仅让闽宁镇从无到有、从穷到富,还带动了曾经苦瘠甲天下的地区山乡巨变,一个山绿民富的西海固呼之欲出。

放眼全国,2016年中央调整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扩大帮扶范围,实现对30个民族自治州结对帮扶的全覆盖。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的体现。

对口帮扶,东西互通,南北相助,不仅输送资源,也传播理念。

偏远贫困的山区,活跃着“北京医生”“上海老师”,迎来了“广东老板”“浙江工程师”……以东部之优补西部之短,以先发优势促后发效应,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奋起直追。

东西部扶贫协作20多年来,已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格局,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83岁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十届中央总书记本扬,珍藏着一本书——习近平的《摆脱贫困》。

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老挝也确定到2020年实现脱贫的目标,和中国的时间进程遥相呼应。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老挝时,中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番对话推心置腹——

本扬说,老挝农业自然禀赋较好,但受困于资金和技术。

习近平回答说,农业领域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不仅可以帮助老挝发挥自然优势,还可以帮助更多人摆脱贫困。

此后两年,本扬两度访华,赴大山深处的十八洞村,考察“精准扶贫”,又去习近平总书记早年工作过的福建宁德,学习“弱鸟先飞”经验。

2020年国际消除贫困日前夕,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

“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是中国自身取得的成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感叹,中国面向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采取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政策,这是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另一贡献。

(五)光明的前路

2021年2月3日,立春。

位于乌蒙山腹地的贵州毕节市黔西县化屋村,路边油菜花悄然盛开,房前樱桃树含苞待放。

“总书记春节前来我们这里看望,祝我们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更加甜美。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苗族村民赵玉学说,总书记在他家楼上楼下看了个遍,询问家里用电、吃水、经济收入等情况。

老赵以前的家,透风漏雨,没水没电,4年前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帮助下,住进15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夫妻二人在福建打工,一年收入4万多元。3个孩子读初中、小学,学费、住宿、吃饭免费。

拉长时间轴,乌蒙山30余载变迁,何其壮哉。

“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上世纪80年代,新华社记者刘子富关于乌蒙山区赤贫的报道,惊动中南海。之后,中央批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30多年累计减贫630多万人,毕节承载了为中国扶贫探新路的使命。

今天,走进毕节一些乡村,总听到干部群众说:“匝道经济”“订单大米”“乡村跑腿”“后备厢经济”……这些热词诠释了当地对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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